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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55页，第195页，第128-129页。

主体化的内因则是礼教思想的内向化、心性化，与此前注重外在仪则、名物制度相区别，表现诠释礼学经典时更能跳脱樊笼，面对礼仪活动、礼学问题时更彰显主体思考而非严守古礼规范等特点。因此，阳明及其后学尤为注意礼教之民众化。

[63] （宋）张栻：《南轩先生文集》，邓洪波点校，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1页。见（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3页。对此，程颢指出：今之礼书，皆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傅会，奈何欲尽信而为之句解乎？[38]儒家经典原本有着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一如佛家圣言量，北宋的疑经风潮则意味着学者不再只是代替经典言语的喉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其主体性从整个客观世界中彰显出来。然旧有一人，专攻郑康成解《礼记》不合改其文。换言之，可以说这是把儒教道德从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之学扩大为民间的日常性生活规范。

程颐则强调因时损益：‘礼，孰为大？时为大，亦须随时。因为天理作为本体是难以掌控的，对天理的寻求最终仍要归结到制度、经典、权威上来，这在现实中依然有着走向重文轻质的危险，故而，嵇康、阮籍所目睹、反对的情景很快就在朱学末流的时代重现了[32]。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607页。

三、董仲舒和汉武帝的不相容之处 综上所述、在汉武帝的开创性历史事业中，董仲舒直接参与或间接有关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谓不少。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其次，是董仲舒的性格不太受待见。如上所述，汉武帝时代人才济济，汉之得人，于玆为盛。

对策后马上被外放当上了江都国相，起点不谓不高，至少高于公孙弘的博士。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受到汉武帝的欣赏，再次出山，任博士，待诏金马门。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7《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9页。其次是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3】，又诏贤良对策，任命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臣。19《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8页。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此为前提讲屈君而伸天，则是说君主要服从上天的意志，按照天道行事，也就是要专制的皇帝匍匐在儒家伦理道德之下。董仲舒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首先想指出的是，重用不知是个什么概念。

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到了文景时代，公卿的来源大多以公卿的第二代为主。

8.为什么治理天下之道恒久而不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25】一个唯字要求专制的皇帝每一个行动都符合天道，而什么是天道的解释权却掌握在儒者那里。

这就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20】。3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十九节《武帝儒术之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注释： 1 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页。反过来也要求他们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的话，就是将儒家伦理道德强加于皇帝，要求他们匍匐在天的脚下，这分明是儒家理想化的强求，对于皇帝尊崇的地位、显贵的面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儒家从此和皇权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和神秘外衣。

只是外戚人数有限，又根据和皇帝本人的姻亲疏密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规律性可言。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社会安定，财富增加，也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

只是董仲舒仕宦途中遭受挫折，数谢病去，没有位至三公，甚为可惜，但这一切却怨不得别人。和董仲舒间接有关的为第八件以儒求为利禄之途和第十二件造历改制。

但是也必须看到，董仲舒的贡献和功绩，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领域，和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为巩固大一统体制而创建的制度和强权措施，仅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部分重合。5.皇帝如何修养德性、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鬼神的庇护?（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董仲舒的回答是：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而功臣和功臣之后大多桀骜不驯，是从内部颠覆皇权的仅次于外戚的大威胁，汉朝进入第三代第四代后，功臣之后大多被整治削国。文帝十五年时，文帝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5】，又进行过一次察举。如《汉书·律历志上》有：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7】 董仲舒私下推说灾异原因，结果受到惩罚。

这是他在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作为一代雄主，深谙用人之道的汉武帝，既然要采用儒雅之人，当然知道儒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通病，所以在使用时，公孙弘、董仲舒、兒宽三人都同样地被外放到基层或外地去磨练，这叫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8。

而这样的天命论，又来源于《尚书》中一脉相承的天命论和圣王受命传承体系，赋予了历史传承之合法性。董仲舒再次出仕任胶西王相，应是公孙弘任丞相期间的元朔四年（前125），时董仲舒约73岁，小心翼翼奉侍胶西国君四年后告老还乡。

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如果非要当上三公丞相之类才算重用的话，董仲舒一生只当了两次地方郡国相，当然算不上。据《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公孙弘最先任的职务只是博士，出使匈奴，没有什么成果，被免官。《汉书·循吏传》云：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症结在于对内皇权孱弱，诸侯尾大不掉，法制不能令行一致，思想不能统一看齐。

【18】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对此汉宣帝却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对策一）【9】 认为天道体现着儒家的五常原理。【20】 苏舆酷评了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者的短板，和汉武帝、公孙弘他们殊趣，也就是从根本上说不是同路人。

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建元元年（前140），公孙弘和董仲舒一起应招贤良文学士之时，时年六十，也没有受到什么重用。